《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

　　［第一部分：总报告］
　　开篇之后，作者在试图建立整个报告的立论基础。这个基础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对欧洲资本主义的阶级分析与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对中国社会进行的阶级分析，已经无法用来适用今天的中国社会，这就提出了进行新的社会阶级（阶层）分析的必要性。第二个方面的基础在于，与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相对比，在思路上应该有新的突破：财产所有形式上的多元特征以及财产占有并非社会阶层归属的唯一标准，这使得划分阶层时不能如前二者那样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作为阶级分析的唯一标准；而阶级分析的目标与价值取向也应由“冲突论”转向“功能论”，也就是说，对社会阶层进行分析并非要进行新的“阶级斗争”，而是要协调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与社会整合。
　　这样的立论基础使得整个分析报告展示出一种归依于马克思主义又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学说的政治姿态。这与本报告进行时的官方背景是相联系的，同时这又使得本报告在主流政治行为中找到了它的地位，并且使得本报告有可能获得执政党的认同乃至接受，因为这种思维逻辑，从根本上同“邓小平理论”的思维逻辑是一致的：忠于而又努力创新。
　　作者接着提出了他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划分所依据的标准。“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是最宏观的标准。而基于对阶层分化特征的认识：职业分化是最主要的特征、特殊的制度性安排对资源配置有重要影响、生产资料所有权是重要但仍不足够重要的因素、社会的过渡特征导致阶层的不稳定性加剧特别是不确定的边缘性群体（如农民工群体）出现，以上四大特征让作者认为正确的阶层划分标准应是：职业化，以及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这三大资源的占有状况。
　　作者对这三种“资源”的定义是：组织资源指“依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经济资源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资源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而这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经济资源变得越来越重要，但“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在抑制其影响力的增长”；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则上升很快，并且作者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经济资源”。
　　无疑，“组织资源”概念的运用表现了作者的聪明之处，特别是他对汉语言文字的熟练运用。“组织资源”这个词语，是一个中性词。
　　作者于是根据这样的标准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五大社会经济等级：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底层。十大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产业工人阶层与农业劳动者阶层。作者对“产业工人阶层”的叙述是，改革以来，“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人员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企业所有制、户籍身份制与单位部门因素导致阶层内部的差异与分化。而“农业劳动者阶层”，作者特别说明他拒绝使用“农民”的概念，因为“农民”这个概念的“身份制意义”。作者认为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规模按照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要求应“进一步分化并大规模缩小”，但“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阻滞了这种分化与缩小。并且，这个阶层由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改革与发展的受益阶层变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利益受损阶层，而与此同时这个阶层的规模却仍是最大的。作者认为“农民工”应该是产业工人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又认为在现实中这个农民工群体只是“这个阶层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由于制度与政策的原因，这个群体也便是一个作者在前文曾提到过的“不确定的边缘性群体”。
　　执政党一直自许以“工农联盟”为其政党的阶级基础与执政的政权基础，但现状似乎并不很妙。作者在书中进行了事实性的描述：“许多年来的改革政策所导致的利益调整使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益处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显著不平等。”针对近些年来出现的执政党的阶级基础是否应有所调整的讨论－－这样的讨论显著地表现于私营企业主是否应被允许入党的问题－－作者通过详实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逐步地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倾斜”，是“执政党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但尽管如此，作者还是深切地关注人们对于收入差距的感受，并且善意地建言：“如何确保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和发展中获益，从而使执政党赢得广泛的支持和信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详实的调查数据以及分析论证，作者对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等级结构形态的整体概括是：全国范围内类似于金字塔结构，城市正向橄榄型结构演变，乡村地区与城乡结合的县级行政区的转变还很“漫长”。
　　作者认为“现代”的社会阶层结构应是“橄榄型”的，有着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与之相反的则是“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绝大部分人处于社会的下层。
　　作者认为，所谓“现代化”的阶层结构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涵义：橄榄型，社会中间层为主体；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而不是如以前那样的政治资源作为分配依据与社会地位的决定性标准；具有活力的自由流动机制、机会均等、能力主义而不是身份主义、自由竞争；社会合作与弱者保护；民众认同。“公平性、开放性、合理性”被作者称为这种结构的本质特征。
　　并且，作者提出了这要的一个观点：评判一个地方的现代化程度，最为客观的标准不是如经济收入、产业结构之类的统计指标，而是这个地方的社会阶层结构。而要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否合理，“在社会学上是否是可持续发展”，“关键要看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各阶层是否能分享发展的好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分享这种好处。”
　　同正统的宣传机构的作法一样，作者首先肯定了现阶段中国阶层结构的积极方面：“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正在形成。发展的方向是良性的，虽然地域差异极为明显。但作者将更多的精力和更长的篇幅放到了所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上，并且试图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作者分析了目前中国阶层结构所存在的问题。（一）阶层结构不合理，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在内的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而该扩大的的社会中间阶层还没有大起来；（二）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非市场化的收入分配机制与制度性垄断使得阶层位序等级的合法性受到社会民众的普遍质疑，而制度创新的滞后又使得一些合理合法地获致的阶层与群体如农民工群体未能得到国家与制度的确认，这导致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秩序未能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反而使得人们怀疑现存社会的合理性；（三）社会阶层结构发育的地域不均衡性。作者认为这些问题将影响社会心态的稳定，影响全社会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阻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并甚至危及社会稳定。作者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向执政党与政府提出善意的警告：阶层结构的问题“往往是引发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层次因素，或者会使一个社会难以应对由其他原因引起的经济－社会危机”。
　　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表面的原因是，中国近些年来发展所采用的“农村工业化”模式与试图替代城市化的“城镇化”模式是“违背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的，造成了工业化中的“城市化滞后”。而深层的原因则是：（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要想把发达国家走过的漫长的自发进程压缩为一个更短的过程，需要国家的社会政策的自觉干预，但现实的情况则是，在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中国家政策“缺位”了。（二）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管理模式以及由此造就的二元化劳动力市场，公共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配置上的严重不公导致的“机会结构”的严重不公，这样一些“过时的制度安排”阻碍了阶层间的流动。（三）也是最为根本也最为可怕的是，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还没有真正弄清楚，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究竟应当是怎样的，究竟应该形成一个怎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如何培育这样一个阶层结构。”国家还缺乏一个引导社会阶层结构优化的“基本思路”。
　　基于以上对问题与原因的分析，作者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他在分析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东、拉美与东南亚的现代经济与传统社会结构并存所导致的社会经济危机后，再次强调“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性，呼吁国家将其作为“现阶段社会制度和政策创新”的核心看待，理性和主动地介入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进程。他呼吁以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思维而不是计划的思维去认识阶层问题，以稳定、合作而非对抗、共享而非偏惠、协调、保护弱者作为构建社会制度与社会改革体系的基本原则。而具体地，他针对各个具体阶层的特性提出了对现有某些政策的批评与自己的看法。

第二部分：专题报告与市县个案研究报告

一、工人阶层
　　作者对工人阶层状况的描述是，“权力、收入、地位跌落”，社会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地位跌落感、社会不公平感、被剥夺感强烈”，“不满增加”。
　　作者从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前与转型后状况的对比来描述状况的变化。转型前执政党为巩固政权而作的“行政权力决定”、“政治分割”和“身份分割”的制度安排在转型后被以效率优先为原则的“经济资源分割”所取代，这一变化给工人阶层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作者对此的概括是“同质化”和“相对凝固化”，转型前执政党为巩固政权，从社会各阶层中获得合法性支持，而给工人阶层以更多的“强助权力”的支持，而转型后对社会效率与经济发展的追求使得政府的“强助权力”支持转向了经济组织的管理者。与之相对应，工人阶层获得的收入分配量由转型前的“政府强助”下的高于其经济资源贡献转变成转型后的“组织权力剥夺”下的低于其经济资源贡献，工人阶层的收入急剧减少，“被压迫现象重新出现”。
　　作者似乎认为这种状况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工人阶层本身的原因。他认为，在经济资源方面工人阶层同经理阶层和专业技术员阶层相比是弱者，因为它拥有的只是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在政治资源上，工人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与经理阶层相比是弱者，因为它所拥有的只是“选票”（投给别人的）和“激烈行为能力”。而能对这种资源缺陷进行补偿的只能是阶层规模。而现在的中国却不拥有强有力的真正代表自己的工会组织，它的罢工权也不被宪法承认，这使得工人阶层的阶层规模优势被抵消了。
　　作者同时分析了他所认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行政权力被强势阶层收买”，而没有对社会弱者进行支持和制度保障，“政府制度”有待创新。
　　作者最后表明了他对于工人阶层状况的担忧：“工人阶层目前正在适应现实，同时他也在刚刚失落后的茫然中忍耐”，但是，“他们当前的‘悄无声息’并不意味着社会太平。”

二、农民
　　作者在这里描述的“农民”是一个身份制概念：以“农业户口”为特征的社会群体。这个概念同作者在此前总报告中的“农业劳动者”的概念有着严格的区别：作者认为现在中国“农民”分化成了以下八个社会阶层：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员。而“农业劳动者阶层”仅仅只是“农民”这个大的群体中的一个部分。
　　作者认为，“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在农村内部铸就了一个经济上平均、政治上以身份为阶级划分标准的社会结构，而在城乡之间建立起了一道歧视农村和农民的户籍制度鸿沟，阻滞了中国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变的过程。”
　　而，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给了农民自主选择职业的机会和权利，使得农民开始了以市场为机制、以职业为基础的分化，从而冲击了改革前形成的以身份为划分标准的“世袭性阶层体系”；但另一方面，农民的身份制因素特别是户籍身份仍然在影响和制约着农民的社会流动。
　　作者列举了当前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在某些方面与现代化发展方向相背离的趋势：农村人口有增无减，农村管理者规模有增无减，农民工人数大幅减少、农村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增加缓慢，某些社会阶层特别是农业劳动者阶层负担有增无减，区域不平衡。
　　作者基于以上分析特别在详细调查数据的佐证下，对以下三大制度（政策）提出了严厉批评：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化，是农民在中国城乡二元格局下做出的非农化选择，与工业化所要求的城市化背道而驰；农民减负政策乃至税费改革忽略了农村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区别，最需要减负的农业劳动者阶层负担有增无减；户籍制度及由此导致的城乡二元格局－－“如果不彻底改变城乡二元格局，那么就无法解决农村目前存在的许多社会性结构问题，农村社会结构也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变迁。”

三、私营企业主
　　这部分专题报告的一个亮点在于勇敢地承认“私营企业是取缔不了的”，即使是由于非经济的政治原因暂时受到压抑和扭曲。报告认为私营企业在建国后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作者将更多的篇幅放在了对两个观点的论证上，其一是“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因为它“具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要求”；其二是“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作者的着眼点还在于后者。
　　当然作者也还是指出了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其中首要的是，在宏观的管理与政策考量上，我们对私营经济与私营企业主阶层了解得还太少。

四、中间阶层
　　作者认为“现代”的社会阶层结构应是有着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的“橄榄型”结构。作者同时对社会中间阶层寄予厚望，认为其应成为“现代化社会结构及利益格局的社会中坚力量”。基于这种理念，作者对社会中间阶层投去了很多关注。
　　作者给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作了一个详尽的定义：“指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
　　作者在以上理解的基础上列出了可能属于这一中间阶层的八大职业：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员；中小企业的经理、企业家；各级公务员、办事员；行政事务、公共事业专职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小业主、小商贩等；技术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
　　作者同时也概括了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构成特征和问题：1、由社会结构转型的多元性与过渡性造成的“阶层多元分割”；2、内部的金字塔型而非作者所认为更合理的中中层为大多数、中上层比例稍大于中下层的“枣核形结构”；3、内部各层中均含有受市场经济分配机制作用和受计划分配机制作用的“两种社会结构性质截然不同的职业群体”；4、在价值观及社会行为规范方面呈现出“三种类型”与“一个多元且层化排序的结构”；以及其他。

五、市县个案研究
　　五个地区的分课题组分别撰写了各具代表性的市县个案研究报告：广东省深圳市作为一个经济特区的报告；安徽省合肥市作为一个中部省会城市的报告，作者认为合肥市的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状况“在全国中等城市的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中也具有典型性”；福建省福清市作为一个东部发达县级市的报告；湖北省汉川市作为一个中部县级市的报告，作者认为，因为汉川市的城乡人口比例和职业结构与全国的城乡比例和职业构成较为接近，所以“全国的社会经济等级结构形态很可能类似于汉川市的金字塔型结构”；以及贵州省镇宁县作为一个西部民族县的报告，作者将这个县作为代表西部地区的一个调查点。
　　这些市县个案研究报告中，更多的是对大量数据的汇总整理和分析。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构成了本书观点与分析的论证基础。

       由己及人：懒人的周末都是太阳晒屁股，省去早餐的麽？

       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总是可以随意挥霍的。

       工作的时候，时间更多时候成为一种“公共品”——它已不再完全属于你，很多人都想支配它。

       当很少跟你说话的A突然问你忙不忙的时候，不要以为ta可能会请你去钱柜K歌；当你诚实的表示自己工作时间有富余，那么A就会把ta的一堆杂事扔给你，这个时候，再拒绝已经来不及了。当然，你也可以常常问别人“这段时间忙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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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底是生命，还是金钱？

        的哥说，是金钱。

        不信？堵车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出租车的计费原则还是挺合理的，起步价和里程是为空间距离计价，停靠时间是为时间计价，时空都涵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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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底是什么？

        难以给出答案。

        大家都在用描述性的文字来调侃，什么三十四十五十，奔腾松下联想；人家圣人都在想而立不惑天命之类的，我们到底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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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时间是最强大的，只听说过和时间赛跑的人，还没有谁号称能战胜时间的。

         时间是每天都在身边的，每时每刻都在经历和体验的，为它下个定义，却是很难的事情。

         网上有很多关于时间的定义，看了都记不住，看来还不够贴切！

         不过，有一点是牢牢记住的，就是时间“不可逆”的性质，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人都活在“不可逆”的时间之中，到底是要悠着点，还是大干一场，看您老人家自己的选择咯。

有的人，见了一次不想见二次，说了一句不想说二句；有的人值得掏心掏肺。

有的事，心甘情愿不计报酬，有的事，千金难买我愿意。

有的想法，太傻太天真。有的想法，走极端，要么保守，要么激进。

有的路，既然选择了，就继续走下去。

有的时候，节奏缓一缓，效果会更好。

有的地方，适合坐坐，发呆或思考。

有的风格，是大众的；越来越多的是小众的。

有的东西，始终不变的；更多东西是经常变化的。

有的场合，糊涂比清楚更可贵。私下里，还是清楚一点好。

有的时候，想做什么就去做；更多时候得想想做这个因为什么。